历史小说，顾名思义，因为写的是“历史”，所以要实有其人其事，也就是说要真实；又因为是“小说”，所以又可以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艺术加工和创造，亦即进行合理的虚构。但不管怎样虚构，都“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所写的内容不能违背历史真实，违背历史常识，在小说中仅凭主观臆测写一些在当时不可能有或张冠李戴的事。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好像屡见不鲜。如最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唐敏同志创作的有关李清照的长篇小说《红瘦》，由于作者对当时有关情况不甚了解或不大熟悉，致使本书有不少地方违背了历史常识。谓予不信，姑且略举几例。
其一，我们都知道，关于烟草我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它是在十七世纪才陆续由国外传入我国的。传入的路线有两条：一是南路，二是北路。南路由菲律宾传到福建、广东。对此，明末名医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一书中最先记载了这一情况：“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那时烟草的传播可能稍晚于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的时间，不然他在这部重要的收录了多种药用植物的巨著中不会只字不提。不久，清初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对烟草的来源和在我国流传情况又作了更为翔实的介绍，他把烟草叫作“淡芭菰”，也说是在万历年间由国外传入福建漳州和泉州的，然后又逐渐向北一直传到长城一带。北路是由日本先传入朝鲜，又由朝鲜传入我国辽东的，时间也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朝鲜称烟草为“南灵草”或“南草”。朝鲜在《李朝仁宗实录》一书中说，南灵草虽号称能治痰消食，但实际上损害健康，“久服者知其有害无利，欲罢而不能焉，世称妖草。”
由以上史实，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宋朝根本就不可能有烟草，更遑论那时吸烟几成风气？但在唐敏同志的《红瘦》一书中却数次写到和烟草有关的事。如“老张蹲在李格非面前，抽着旱烟，闷了半天，说：‘李先生，我听衙门的书记说，大学士苏东坡大人真的犯了事，要杀头啦，牍文都下来了，是这样的吧？’”（见该书第10页）再如“……清益（李清照的妹妹———引者）从小筐子里拿出一个烟袋来，给父亲看……李格非不仅喝彩道：‘好个绣工，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是清照姐姐绣的。她说要送给父亲您的，是我借来做样子的。我怎么也绣不好，就搁在这儿了。’”（见该书第53———54页）。
你看，在当时不仅有了烟草，而且还有“旱烟”。既有“旱烟”，那当然也就有“水烟”了？因为“旱烟”是相对于“水烟”而言的。另外，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当时想必也会吸烟了？不然李清照何以要花那么多工夫莫名其妙地要为父亲绣上这样一个脚踏火球的麒麟的烟袋呢？历史小说是当时历史社会生活的反映，《红瘦》当然也概莫能外。既然如此，那么通过这部小说，你就不仅可以看到在宋朝已有了烟草，而且还好像从上到下都已有不少人学会吸烟了，大有当时吸烟已形成了一股风气之势。这能符合历史事实吗？这难道不是明显违背了起码的历史常识吗？
其二：在《红瘦》一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
李格非指词（《怨王孙·梦断》———引者）中的几个字问女儿：
“你看，这‘宝枕’、‘翠屏’、‘玉箫’，这些华丽之辞在你词中比比皆是，是何道理？”
李清照脸上一红说：“女儿喜欢这些词漂亮嘛。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女儿不擅画，但也喜欢字面的美观，这些字写出来，整首词远观近望都很美的，因此爱用。”（见该书第59页）
稍微熟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本是苏轼对唐代诗人王维诗画特点的评语，他在《书摩诘兰田烟雨图》一文中曾这样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中肯地评价了王维山水诗和山水画的风格特点和效果。不料，在《红瘦》一书中却变成是王维说的了。明明是作者在张冠李戴，却把它说成是李清照在张冠李戴了，我们都知道，苏轼去李清照生活的时期不远，二人也可说是同时代人。因为苏轼去世时，李清照才17岁。再者，我们从李清照在《论词》一文中曾对苏轼的词作有所褒贬的情况来看，说明李对苏是有所了解的。既有所了解，那么作为当时的才女李清照来讲，又怎能不知道这话是苏轼所说的呢？不知唐敏同志这样张冠李戴是有助于抑或有损于对李清照形象的塑造？
我们认为作为历史小说（其它有关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如此）不同于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它除了也要进行一般的艺术创造外，还有个应怎样求得历史真实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诸如有关当时的人情习俗、风物掌故、典章制度等情景的描写一定要做到不能失真，否则就会令人有胡编乱造、违背历史真实之嫌，这恐怕是大家的共识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要创作好历史小说，除了要对当时那段历史有确切的了解和扎实的研究（像姚雪垠同志写《李自成》时对于明史的了解和研究那样）外，还要熟悉和那段历史有关的一些情况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不然是要闹出笑话来的。对此，不知《红瘦》一书的作者唐敏同志以为如何，记得鲁迅先生曾谆谆告诫文学青年说：“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都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科学，一昧钻在文学里。”（1930．4．15致颜黎民）我想，鲁迅先生这些对文学青年的语重情长的教诲，恐怕迄今还值得我们记住吧。
